城读│怎样杀死简·雅各布斯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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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杀死简·雅各布斯的城市？

绅士化是一个系统，它把资本的需要置于人民的需要之上。

Peter Moskowitz. 2017. How to Kill a City：Gentrific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Fight for the Neighborhood, New York: Nation Books. 

Sources: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7/03/gentrification-moskowitz/519057/

https://juablog.com/2017/12/13/book-review-preview-how-to-kill-a-city/

绅士化是美国20世纪下半叶最显著的城市现象。绅士化绝不只是潮店、潮人和昂贵拿铁。富有活力、平等的城市空间取决于找到平衡点。

简·雅各布斯笔下的纽约西村曾经被誉为促进多样性与平等的典范，今天纽约西村自1980年代以来经历绅士化过程，已经成为美国最昂贵、纽约最缺乏多样性的社区之一。西村绅士化变迁如何反映了美国城市的未来？那些被迫离开高大上西村的居民怎么样了？

记者彼得·莫斯科维茨(Peter Moskowitz)在《怎样杀死一座城市？绅士化、不平等与保护社区之战》一书中揭示美国四座城市新奥尔良、底特律、旧金山和纽约绅士化过程背后强大的系统力量。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谁付得起租金，谁付不起租金——直接切中美国城市种族和不平等的核心。在保卫经济机会和种族公平问题上，没有什么比住房更重要。《怎样杀死一座城市》揭露城市谁拥有权利，如何将其夺回。

莫斯科维茨的父母1980年代搬到纽约，莫斯科维茨从小在西村长大，家离简·雅各布斯曾经写作《美国大城市死与生》的居所不过几条街。当他大学毕业回到西村，发现童年的小饭馆披萨店全部换成了高大上的连锁店，房租高不可攀。雅各布斯笔下以多样性著称的西村一去不复返。莫斯科维茨做记者收入付不起西村房租，只好跟男友搬去皇后区，然后搬去布鲁克林，最后再搬去威廉斯堡和布什维克交界之处。

然而，皇后区和布鲁克林也在发生类似西村的变化。吊诡的是，彼得既是西村绅士化过程的受害者，即“被迫迁出者(the gentrified)”，同时又是皇后区和布鲁克林绅士化的所谓“绅士迁入者（the gentrifier）”。

莫斯科维茨严厉批判绅士化，认为绅士化几乎在各个维度上毁灭了社区，毁灭了社区生活的社会多样性，绅士化正在杀死城市。

他在书里论述：

“绅士化不是一个意外。绅士化是一个系统，它把资本的需要置于人民的需要之上。

绅士化是社区、城市和文化的空洞。绅士化是一种创伤，为涌入城市的大量资本所致的破坏。

绅士化有赢家，也有输家，赢家和输家都在玩同一个游戏，但他们都不是设计者。

绅士化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系统化的暴力，美国长期种族歧视的住房政策导致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被剥夺了平等获得住房的权利，因此也被剥夺了获得白人同样财富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一深嵌于社会的不平等，绅士化不可能发生。如果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那么也就没有所谓“绅士迁入者”或“被迫迁出者”，没有所谓“施害者”和“受害者”之分了。此外，绅士化还是过度关注创造和扩大商业机会而忽视居民福祉的政治体制，或者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

缺乏用于住房、交通或其他公共资源的联邦资金，美国城市必须完全依赖本地税基来支付公共服务，税基越充足，越容易提供公共服务资金。因此美国城市一方面努力吸引富人，另一方面拼命排斥穷人，或者同时采取两种办法，排斥穷人似乎是大多数城市的首选办法。

《怎样杀死一座城市》分析了美国四座城市的绅士化：新奥尔良、底特律、旧金山和纽约，这四座城市分别对媒体关于绅士化是文化和消费者选择的主流叙事提供不同的反驳。这四座城市均实施各自特定的政策，以利于资本积累，而不利于穷人。这四座城市之所以发生绅士化，不是因为成千上万绅士迁入者的愿望，而是数百名公共知识分子、政治家、规划师和大公司头头的意志。通过识别这些利益相关者、分析他们的政策和效果，本书希望说明，绅士化并非不可避免，甚至可能被阻止，至少可以被管理”。

尽管新奥尔良、底特律、旧金山和纽约有各自特定状况和问题，但是政治家、商业领导和开发商做出的选择和对穷人的影响却惊人的相似。每座城市的绅士化过程都瓦解并替代了原有社区，为更富有更多白人的新居民腾出空间。并且不断做出同样的选择。作者不仅讲述了咖啡店和豪华公寓建立起来之前的社区故事，还讲述了异地安置的系统过程，读来尤为令人震惊。作者令人信服地论述了城市及其政府以繁荣经济之名做出的选择，只令一部分居民获益，而另一部分居民遭殃：从在哪里、如何建造可支付住房的选择，到公立学校投资的选择，再到支持新的而非旧的本地商业的决策，以“复兴”之名，往往带来恶性之实。

在讨论新奥尔良案例时，莫斯科维茨强调在后卡特丽娜飓风时期，贫困和富裕社区受到不平等的对待，认为需要经济复兴的人认为，飓风毁坏了部分不受欢迎的社区，正好借此机会重建，减少贫困问题聚居。但是，这些社区重建速度极为缓慢，导致原来的居民处于漂流状态。最重要的是，城市基础服务尤其是学校系统的改变，对于贫困家庭极为不利，他们深为过度的文书工作所困。新奥尔良还解散了曾经帮助重建部分黑人中产阶级社区的教师工会。

在讨论底特律案例时，莫斯科维茨说明在由经济衰退而不是自然灾害导致收缩的城市，其绅士化过程如何不同。2010年，曾经尝试把底特律重新塑造为兴起的城市中心，而不是一个面临财政破产的城市。当时的市长Dave Bing建议缩小底特律的边界，专注于市中心，而把挣扎的外围地区划出去。尽管这个主意被枪毙了，却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持久影响。开发商、规划者和大公司都把资本和精力集中于底特律很小的一片区域。新底特律几乎成了一个封闭环，人们可以住在新底特律，而不必涉足老底特律。自从底特律市政府申请破产之后，对于城市的未来，政府几乎无能为力，只能将其留给开发商和非营利组织，他们对于哪里构成底特律的回答可能是有限的。

与底特律相比，旧金山和纽约面临的问题和机会完全相反。在这两座城市里，居民不是急于促进市中心的经济增长，而是试图限制市中心的过快增长。随着旧金山日益成为有钱的大公司及其雇员的聚集之地，原住民被迫搬离旧金山的速度远快于试图维持或增加市内可支付住房的努力。尽管旧金山和纽约经济稳健、博雅教育盛行、居民的政治参与度也较高，但是与私人资本流入、吞并社区、挤出居民的速度和强度相比，有助于低收入居民的政策还是来得太慢太弱。毫无例外地，每一座城市做出的决策，都改变了公房政策，限制了可支付住房的建设，使贫困居民在日益昂贵的城市越来越没有容身之地。

绅士化一个很大问题在于它一般会牵涉到私营企业包括开发商和大公司在社区进行投资的决策，对于财政困难的地区，的确有好处。但是如果市长们过度依赖私营部门的投资和计划，那么原来在此生活和工作的居民就没有人替他们和他们的生活说话了。私人企业在社区投资时，有自己的利益和责任，他们的投资未必以一种平等的方式进行，也未必会惠及不同群体居民。

莫斯科维茨写道：

“对于财政不足的城市而言，与其承认美国城市为后工业衰落和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所困，相信潮人(hipsters)能够逆转后期资本主义后果是更富有吸引力的想法。绅士化的确可以带来新税基，但它同时会重塑城市，把城市变成赤裸裸的不平等的支持者，依赖它筹措资金，但是仍然不能满足贫困人口需要。解决美国城市经济问题的真正办法需要更多的工作——更多税收、更多法律、更多联邦政府介入——这些都很难。而绅士化则相对简单”。

尽管世界每一个发达国家都面临绅士化问题，但绅士化在美国城市变成彻底的危机，与美国缺乏住房管制密不可分。“除了美国的每一个发达国家，几乎一致认为单纯私人住房市场无法满足贫困人群的需要，必须采取措施保证部分土地不在市场之内，由制度保证其价格是可支付的。”

莫斯科维茨提出缓解绅士化后果的办法：例如，扩大和保护公有土地的可得性，通过社区委员会或类似组织给予城市居民发声机会。管制住房市场，提高税收和工资，帮助穷人。尽管这些办法未必都能实施，但只要实施其中之一都意味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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